原标题：深度 | “区块链人”的新世界：我们的格局，超越星辰大海

编者按：区块链应该是最近最热的话题之一了。不是说了嘛，没有什么问题是人工智能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用区块链解决。连徐小平老师都强烈鼓励大家拥抱区块链革命，呼吁大家要做“水泥+链条”了。那么区块链技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区块链对我们个人和组织的未来又有什么影响呢？这方面也许没有一篇文章的格局有Taylor Pearson去年的一篇文章大，不过也可能有点太大了。

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这个词含义非常丰富。从中我们能够联想到一个形象，一种生活。

他是男人，不是女人。他是白人，身高在6英尺到6.2英尺之间。他有着强壮的下巴，中等长度的浅棕色头发是向左分的。

他身着深色西服白色衬衫外加深色牛津皮鞋，一场会议一场会议地赶。他的手腕戴着一块手表——有着棕色的表带和镶金边的表壳，很好看，但不是豪华那种。

除了形象以外，你还可以想象出组织人（组织人这个词是William Whyte在1956年的同名书中杜撰出来的）的生活。虽然小说比Whyte的书要早30年，但Sinclair Lewis（辛克莱·刘易斯，美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Babbitt 》（巴比特，1922）已经完美地树立了组织人这个形象。

今天，组织人的后继者——区块链人——正在开始涌现。要想理解这个人会如何演变，我们先得回顾一下以前。

Lewis的主角，George Babbitt，已经非常接近完美的组织人。他认为，找一份稳定的工作，逐步增加收入，再改善一下现代化，这些就是上帝对人类的旨意。

他住在Zenith，美国的一座中西部城市。这座城市的主要优点是一致性和主要宗教信仰受到了热烈拥护。Zenith的显赫支持者/宗教人物包括煤矿交易商Vergil Gunch，Parcher & Stein百货商店的女性成衣买家Sidney Finkelstein。

Lewis以详细描写Babbitt的日常生活作为开篇。

跟煤矿交易商Vergil Gunch在Booster俱乐部玩过扑克之后的那个早上，7:20分时，他被自己的闹钟闹醒了。是的，这不仅仅是个闹钟，它还是“广告遍及全国，大批生产的闹钟里面最好的一个，有着所有现代化的附件，模仿大教堂的钟声，间歇音响，夜光钟面”。

他欣然地从凉台往外打量他的院子，里面容纳着一颗相当大的榆树，一块令人尊敬的草坪，有水泥车道和波纹铁皮顶的车库。院子的这种整洁是Zenith成功的商人才会有的。

当他在为那天打扮着的时候，他仔细观察着家里的每一件物件，看看它们如何能够给他的“可靠公民”的制服增加身份感。最重要的一件是他的Booster俱乐部徽章，戴上这枚徽章Babbitt就感到很自豪。毕竟，Zenith任何一位体面人至少都是2或3个促进者俱乐部或者会所的成员。

Babbitt用组织人的方式说话。在给Zenith房产局的一次演讲中，他支持了Zenith的安全和健全：

纽约、芝加哥和费城或许在规模上仍将继续领先我们，不过，这三个城市众人皆知人口漫无节制地增加，没有一个人爱他的妻儿，把上帝抛在一旁，没有一位高尚的白人和喜欢跟邻居握手寒暄的人愿意居住其中——在此，让我告诉各位，我不会为了扩建像百老汇街或州立大街般的大道而出卖Zenith高水准的农耕地新社区！

Lewis的描写直击要害。辛辛那提、德卢斯、堪萨斯城、密尔沃基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报纸都宣称自己的城市是Zenith的典范。很多人甚至声称认识George Babbitt的人物原型。

组织人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首次读到《Babbitt》的，我可以从此前的每一位权威人物身上看到Babbitt的影子。

如果我要你给现代组织人画一幅素描的话，样子看起来大概跟100年前的George Babbitt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东西变新了，俱乐部换了，但基本面还是一样的。

当这种现象全面变成主流时，William Whyte的《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可以说是它的怪诞社会学研究。

Whyte目睹了美国人生活的核心价值，从立国就成为美国特征的粗糙而朴实的个人主义，朝着Whyte所谓的社会伦理的集体主义伦理的转变。

组织人认同的这种社会伦理有三项原则：

相信组织是创造力的源泉

相信“归属感”是个人的终极需要

相信通过科学的应用可实现这种归属感。

在组织人看来：

人是作为社会单元而存在的。就本人而言，他是孤立的，无意义的；只有当他跟别人协作时他才会变得有价值，通过在团体中升华自己，他帮助制造出一个大于局部之和的整体。

这是一个新颖的态势。

直到19世纪以前，在智人的整个历史里面，协作的人数规模很少会超过那种著名的邓巴数（编者注：150，不过历史上的那些大规模军团作战以及工程奇迹又该怎么解释）。

组织人崛起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参与全球经济导致生活品质的巨大提升。

唯有通过大型组织才可能这么做。

抛开今天的技术专家对组织人的所有藐视不谈，这在当时是一种合理适应。我父亲是在田纳西州西北部一个乡下的小农场捡棉花长大的。在农场和组织之间做选择时，他选择了组织。换我也会这么选。如果我知道一份TPS报告是如此繁重的话，我还宁愿去田纳西捡棉花呢。

如此着重强调归属感是因为好处太多了。发达国家在20世纪所经历的生活品质的巨大改善就是组织的直接结果。

对社会伦理的接受是个人对20世纪技术经济范式的一种合理适应。

从批量生产到钢铁厂乃至于科学管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创造了一个由可以利用经济规模的大型企业统治的社会。

归属于这个团体是繁荣的来源，于是社会伦理对归属感的强调以及组织人本身也欣欣向荣。

组织人教会我们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可以用McLuhan的名言总结：“我们打造了工具，而工具又反过来塑造了我们。”

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

在《自私的基因》中，Richard Dawkins反转了社会的同心论观点。Dawkins不是从生物体利用基因来复制自我的角度去思考，而是反过来，想象“我们”的基因是出于制造更多基因的目的而建造和维持着我们。

McLuhan的陈述大体是将这一观点从生物学到技术的延伸。人类塑造了技术，技术反过来也塑造着人类，这种相互塑造的程度是一样的。

有迹象表明，从农业革命开始，相对于旧石器时代，新时期时代社会的人类寿命和生活质量其实是下降了的。社会和个人并没有审慎地选择一种技术，农业导致了他们活得更短，过得更悲惨。然而，在农业崛起之后，再想回头已经没机会了。由更多更虚弱的个人构成的农业社会把狩猎采集者推到了边缘。

同样地，企业的发明创造和塑造了组织人，反之亦然。在企业崛起之后，再走回头路已无可能。组织人通过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将游离在组织以外的人推到了边缘。

区块链未来的自治

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中，Carlota Perez提出，自从资本主义崛起以来，我们已经历了三次重大的技术经济范式：

工业革命——始于1771年

蒸汽和铁路时代——始于1829年

钢铁、电力和重工时代——始于1875年

每一次都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跟上一个范式有部分重叠）。这给钢铁、电力和重工时代终结的开始设定为大概1974年。

1974年是集中化达到巅峰的年份，也是过渡到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开端。

他们开始考虑一些之前的范式没考虑过的东西：协调生产并获得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好处的能力，同时又降低20世纪组织所需的那种集中化。

自由职业的前端开发者，可以通过UpWork、Topta等5、6个不同的市场来寻找到十几位的客户，这种去中心化只有在最近10年才成为可能。然而，这种非居间化并没有成为1990年代众多互联网先驱所认为的灵丹妙药。

互联网的底层协议，TCP/IP、SMTP以及HTTP成为了公共财产然后迅速遭遇了公地悲剧。这些协议被滥用，价值要依附在它们之上的应用层上。

今天的互联网不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开放网络，而是变成被少数应用所操控，这些应用利用了自身网络效应，通过搭建围墙花园来对互联网进行再中心化。Facebook、Google、Amazon（编者注：中国的BAT也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对于30亿在线的网民来说，可以廉价地访问到全球的知识是一种改善，但是这并不是一些人所预期的那种神奇的、精英统治式的灵丹妙药。

1997年的《The Sovereign Individual》（编者注：Peter Thiel极力推荐过的一本书，据说中本聪也读过）预测，很多人原先希望互联网所扮演的，对社会结构进行去中心化和非居间化的角色，将会由新的货币技术而不是通信技术来承担。

作者Davidson和Rees-Mogg认为：“信息时代意味着货币的特征又要发生一场革命。”

“这种新的货币形式将重新洗牌，降低全球民族国家的决定谁成为主权个体（Sovereign Individual）的能力。”

这一“电子货币”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匿名的而且可验证的，”能够“容纳最大规模的交易”也可以“分割为最细小的比例。”

它将是“按一下键盘就能在数万亿美元的没有边界的批发市场完成交易。”

2008年，第一种“网络货币”比特币出现。几乎完美地符合了预测，它是独一无二的、可验证的，并且能够适应最大和最小的交易。

这是我们当前的技术经济范式的新元素，区块链的第一个例子。

区块链形成了一个分布式账本的生态体系，它利用加密协议实现匿名的各方之间信任最小化的交易。与其关联技术一起，它们就实现了Nick Szabo所谓的社会伸缩性（social scalability）：低水平中心化的高水平协调。

到目前为止，互联网已成为人类发明的最具社会伸缩性的技术。它通过把交易成本降低了一个数量级促进了新的商业模式。它让人无需成为大型企业的一部分就能参与全球经济首次成为可能。这催生了一大批的微型跨国公司，也就是所谓的“生活方式企业”，它可以跨多个行政辖区运作，却只有十来个员工。

2000年代中期，经营10人左右的公司，在中国生产，在北美分销，开发者在东欧，设计师在东南亚，这在经济上已经变得可行。

在未来的20年里，区块链将会把交易成本再下降一个数量级。它还将促进新的我们未曾想过的商业模式的出现。

随着我们朝着无交易成本的世界迈进，企业的均衡规模正在朝着一个人发展。

这个人就是区块链人（The Blockchain Man）。

区块链人

（或者我们区块链未来的社会学推测）

从现在起的50年内，区块链人将会成为含义跟今天的组织人一样丰富的一个词。

作为练习，我将设想区块链人文化可能会如何形成。我将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来阐述。从其他的角度来展开当然也是可能的。

组织时代跟区块链人最相似的群体是科学家，尤其是移民科学家。他们被认为是组织的黑绵羊。

社会伦理要求科学家也要像组织的其他成员一样，不得不专心去解决实际问题，并且要成群工作。组织的研究部门被当成跟其他管理部门一样对待：相对于有特质的独行侠，全面发展、具有团队精神的人更容易被提拔。

尽管如此，对组织目标贡献最大的往往却是有特质的独行侠。贝尔实验室（AT&T）和通用电气是两个盈利的、最突出的研究机构，吸引了表现一直最出色的人。

他们跟别的机构不一样，招进来的是有特点的独行侠，并且允许他们研究感兴趣的基础问题而不要求一定要有明确的实际应用。

GE的Irving Langmuir对受热固体的研究导致了一种新型白炽灯的诞生。贝尔实验室的香农对通信理论的研究从长远看被证明极具实用价值，导致了计算机的产生。

尽管取得了成功，但美国工业不仅未能学习经验，反而转向了相反的方向。它们努力让研究人员的目光盯住收银机，有时候禁止他们把研究与组织以外共享。

管理层的组织人按照自己的想象招聘科学家，但组织时代的杰出科学家几乎全都是组织人的直接对立面。

组织人无法想象一个人可以不喜欢这个组织，并且还对归属感感到不耐烦。他一辈子都看到组织促进了个人生活品质的巨大改善。为什么还有人要反对它呢？

组织让人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但也要求人从众。

区块链也一样赋予了这种好处，不过没有坚决要求你从众。

区块链的胖协议、瘦应用结构意味着价值将进一步下沉到社会的“栈”那里。科学家捣鼓前沿在组织人看来似乎是一种浪费。在区块链统治的世界里，这种捣鼓的价值会更容易捕获，其价值也会更清晰。

组织时代被放逐的致力于自身领域前沿的科学家，将会演变为区块链人的原型。

巴尔干化一切：城邦国家是新的民族国家

跟之前围绕着波士顿、硅谷等地理中心形成的技术不一样，区块链创业是相对去中心化的：伦敦、柏林、楚格（瑞士）、纽约、旧金山、新加坡都声称要做最重要的区块链城。

随着更大的民族国家试图管制加密货币，以维持组织时代赋予其的，控制货币的政治（不要）权力，区块链人将转移到城邦国家式的地区。爱沙尼亚、瑞士和新加坡是竞相引入高净值人士的第一批例子。

《The Sovereign Individual》设想了一种场景，那些高收入人士会把自己所有的公司资产放进一个银行账号里面，而这个账号的支付地点可以同时是纽芬兰、开曼群岛、乌拉圭和列支敦士登。只要有一个地方想要撤回操作许可或者抢占资产，这些资产都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在组织时代，较大的民族国家可通过州际贸易以及多边贸易自由化降低成功提供好处。而在区块链时代，在跨越物理边界方面，区块链本身比任何外交官的表现都要出色，让民族国家不再扮演主要角色。

在后殖民时代的非洲和后苏联时代的东欧瓦解下，始于20世纪末的巴尔干化将会在21世纪延续。城邦国家会成为全球社会的组织单元。

就像今天的天主教教堂一样，民族国家将继续扮演有意义的次要角色。

尽管区块链将解决许多当前的协调问题，但是那些跨代际时间窗口的问题，比如气候变化等却是它无法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民族国家。

好莱坞模式是新的职业阶梯

这种去中心化对职业的影响跟国民经济一样大。区块链是可以让生活方式企业和自由职业经济跨越鸿沟的硬技术，会让后者成为主流，就像从1950、1960年代开始组织人变成主流那样。

区块链人的职业看起来会像是生活方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的结合。

“职业阶梯”这种线性的、向上倾斜的发展路径与企业金字塔配合的很好。

在区块链统治的世界里，职业会变成更像Sheryl Sandberg的那种职业方格架那样，每一条横木也许都代表着一个区块链。

这会导致区块链人会在不同项目之间频繁冲刺，会时不时度过一段失业期或者迷你退休期，跟今天好莱坞的运作非常像。

好莱坞整个整合大型团队来完成复杂的电影项目，并且在事后解散掉他们。跟组织人稳定状态的慢跑不一样，好莱坞是在冲刺完成一个项目与慢慢停下来寻找下一个之间不断交替。

区块链人的团队也会像好莱坞一样协作完成复杂项目，但是协调会通过令牌化而得到改善。

想象一个，2块披萨规模（编者注：Amazon CEO贝索斯认为的理想团队大小规模应该是2块披萨就够整个团队吃）的组织团队来确定项目，然后给每一种角色发放令牌激励。每一位区块链人都将完成适合其个人技能的任务，然后得到令牌作为酬劳。

这种协调机制不大想好莱坞的那种自顶向下式，而是更多由市场驱动，由玩家对激励做出响应，尽管这里面仍然会有层级。合弄制（Holacracy）不行是有原因的。

区块链人的收入将不是薪水，而是过去项目大量的小额支付。视项目的成功程度不同，不同项目的令牌会涨跌互见（也许还会支付股息）。

令牌化会使得衡量个人对项目的贡献并基于此对他们支付报酬更加简单。

这样一来令牌的工作机制就有点像版税（稿酬）。主要的不同是智能合同的采用，以及取消了第三方，这意味着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版税也能支付出去，集腋成裘，汇成收入流的长尾。

令牌化是终极的做市商。它会个之前大量的非流动性资产带来流动性。

视免费使用者最后成为付费客户的占比不同，Web应用UX设计师的客户引导环节可以用一定数量的令牌来做为酬劳。

这些令牌还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项目投票权，使得项目日益遵从参与者而不是组织的旨意，但是政治性依旧。

区块链人看得更远

离开了企业进入到好莱坞式的自由职业之地，区块链人需要对决定和权衡进行更多的考虑。

组织人是带着找一份工作为企业打工的期望长大的。除非是顶级高管，否则很可能对游戏怎么玩或者为什么几乎一无所知。

举个例子，大多数组织人都不清楚自己为退休存钱的成本是多少，也不知道其中的权衡是什么。

组织人把退休钱存进401k是因为他的公司跟它匹配。他很少会考虑过其他的投资方式或者花掉这笔钱。

自由职业者可能会认为“替退休储蓄”主要意味着为医疗保健存钱。可能他现在决定投资到一位私人健身教练或者送餐身上，认为这个月多花200美元可以为将来的30年省出20000美元的医疗保健开支。

可是通过他的401k这200美元决计是没有办法产生20000美元的复利的，哪怕有，锻炼和更健康饮食带来的生活质量和生产力提升也能让在他自己办企业或者做自由职业中更快地实现这种复利。

选择投资自己的企业或者技能的风险要比投资到标普500指数公司高，但潜在回报率也更高。早期阶段生活方式企业年复合增长率达到50%是很常见的事情，这是标普指数公司永远也赶不上的。

因为令牌化，区块链人对于做出的权衡以及成本要比自由职业者进行更长远的算计。

令牌会是清晰易认的流动的，在历史上许多资产都是难以辨认且不流动的。

不管再怎么不精确，Basic Attention Token也对注意力单位赋予了可交易的美元值。

区块链人将可以看到他的注意力换来的是什么，然后决定值不值。

他会对自主感更有感觉，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没有组织和可信第三方的世界。

组织人对于被监视会一直有感觉。

如果他工作被冤枉了，他可以找HR申诉。如果他的信用卡被偷了，他可以打电话给Visa。

区块链人没有这样的资源。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一旦做出就无法改变。

在我们处在的组织人和区块链人的中间阶段，组织人带着归属感里面的社会道德感进入到日益区块链的世界里。

在区块链的世界这种做主的权力不是移交给老板，而是移交给了互联网的上师（guru）。

尽管组织人想要更多的控制，但同时又感到恐惧。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永远都意味着要为那些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这是一种沉重的心理负担。

如果401k或者养老金消失了，组织人还有人可以归咎。区块链人只有他自己。

区块链的循环会迫使组织人自己做主。他怎么算好这笔账这个将是他生活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

分叉、发声与退出

要算账的地方之一是分叉的日益增加。

在《美国独立革命中的激进主义》中，Gordon Wood提出，一种大规模创业的文化托起了美国的独立战争。铁匠、印刷厂、木匠——小企业主形成了一种跟君主制不相容的文化。

美国18世纪末的铁匠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感受到了自主感，因此他们在政治生活中这种感觉的缺失激怒了这帮人。

同样地，区块链人在个人生活中感受到的自主感会形成一种与今天的组织不相容的文化。

其结果将是由分叉定义的社会。是发声还是退出？天平将会朝着退出倾斜。

诉诸权力（也许还有暴力）将被分叉取代。如果你不同意一个决定，你可以分叉出一个新的区块链。

对于组织人来说，分叉的代价很高。如果组织人在一家报纸工作又不喜欢它的编辑方向，他没法分叉这个组织。他得去买个印刷机、买间办公室，然后找位新的报道记者。

分叉区块链也不是没有代价的。它要求有足够的用户、矿工规模，以及更广的工具手段（钱包、交易所等）。

不过相比之下这算是便宜的。

组织要求相信归属感的价值来维持规模经济，这样它才能为员工提供支持。

区块链允许反对者分叉。尽管某个分叉变得强大很多是有可能的，但是分叉出更多规模更小的区块链长尾也一样有可能。

区块链人不会跟老板吵架，可能他会把项目分叉出去建立自己的版本。

区块链人不会对某个决定进抗议，他可能会一走了事。

或然论与新的决定论

我们拿日常经验打比喻来形成自己的概念系统。

我们今天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大脑部分是因为计算机在日常生活中的扩散。很容易就会拿RAM作为人类工作记忆的比喻，因为每个人都有过计算机内存不足的体会：是不是会有点小故障，鼠标会跳跃而不是拖拽平滑。

当我说“我现在没法做那个项目，我已经超负荷了，RAM不足，”如果你没用过计算机的话是没法理解的。

作为一种隐喻结构，区块链的含义至少跟计算机一样丰富。

区块链的出现使得区块链人可以区分干代码（dry code）、智能合约与湿代码（wet code）、传统法律的不同。

这个的影响之一是现在很多不透明而且看似确定性的东西将变成透明且以或然的面目出现。

组织人的日常经验是决定论的。组织保证了他的退休计划（一些情况下，比如IBM直到1991年都是终身雇佣制）。

当然了，这种保障是有条款要求的（“除非标普500指数公司无法提供足够回报，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追逐收益承担太多的风险导致巨大损失，此后我们将与你进行协商，降低补偿”），但是从来都没有明确声明。

这制造了对确定的、完全清晰的世界的一种日常的确定性体验，然后粘贴到或然的、难以辨认的基础架构上。

组织的湿代码总是做成干的，黑白分明的样子。

而在区块链的干代码里，条款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

它们被写进了开源协议里面。你的比特币价值是有保证的，除非受到51%攻击或者矿工换到了另一个区块链，或者恶意黑客找到了漏洞。

组织声称提供保障，其实提供的一直都是赌博。

区块链明确的是信任最小化，而不是不可信任。区块链人的日常经验是或然论、不是决定论。

这个或然的、不确定的世界观会贯穿区块链人的一生。

当你在替一个组织工作，然后去一座教堂时，会产生一种永恒主义的幻觉：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案。大多数组织人认为是确定的东西在区块链人眼里都只是有可能。

Amos Tversky说“我们生活在不确定的宇宙，却相信决定论。”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但宇宙的概率论本质将会前所未有地暴露无遗。

往好处说，区块链人将拒绝简化论，形成根据需求变化在概念系统之间游走的能力，就像他按照自己的需要在不同的区块链之间游走一样。

就算再糟，他也会落入到协议主义（protocolism）里面。

协议主义就是新的民族主义

最糟糕情况下，组织人会落入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主义或者社团主义的部落主义里面。区块链人最糟的情况下会落入到协议主义的部落主义里面。

每一个区块链协议都会有自己的多数派（区块链中的至上主义者），认为那个协议才是唯一正确的区块链。

无论是区块链人还是组织人，这种对永恒主义的紧抓不放，其实是想满足人类人心深处对归属感的需求，而这种归属感似乎只有把外群体排除在外才有可能。

协议的极多主义（maximalism）不仅满足了人类对部落归属的需求，而且也会让多数派更有钱。由加密经济驱动的激励意味着一旦你拥有货币，你的激励就是让它的价值涨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