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月24日，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党和国家迎来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概括了五年来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回顾五年历程，政法工作在依法治国实践中实现了长足发展与跨越式进步。本文以2012年10月至2017年10月这五年的政法网络舆情为研究对象，从舆论环境、舆论心态、舆情类型、舆情处置四个方面进行分析，解读政法网络舆论生态的变迁。本文为上篇，解读五年来政法网络舆论生态的舆论环境、舆论心态方面的变迁。

网络舆论环境篇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网络治理、网络空间建设和网络安全方面开展了大量管理工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下大力气整治网络违法违纪行为，并出台了相应的网络管理政策。这五年，我国舆论生态发生了历史性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态势取得根本性好转，网络治理法治化趋于严格，创造了清朗的网络空间，反腐效应持续彰显、新媒体形式兴起、经济进入新常态等社会经济领域发生的新形势，都对网络舆论环境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 网络思潮纷杂，网络治理法治化，意识形态争端处理法律化。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伴随着网络舆论的传播裂变性与内容碎片化等特点，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思潮传播格局的变化。曾经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西方“宪政民主”、“民粹主义”等思想出现抬头之势，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一定程度冲击。对此，党中央高度重视，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就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2016年，最高法院也连发长文批驳西方“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表态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都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复杂性和思想认识格局的多样性。面对意识形态领域日益错综复杂的形势，国家有关部门大力加强网络主流价值观引导，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实施“净网”专项行动，持续稳步地推动网络空间法治化。2015年以来，狼牙山五壮士名誉侵权案、邱少云烈士名誉权侵权案等一系列典型案例进行宣判，网络意识形态争端屡屡诉诸法律，标志着法律方式已经成为网上舆论“灰色地带”的转化工作和网络思想舆论引导工作的主要途径。

2. 意见领袖退场，敌对势力溃败，网络管理趋于严格。

2010年微博兴起之后，粉丝数千万级的微博“大V”等意见领袖以其号召力成为舆论话题中心，具有主导甚至操纵公共议题走向的“无形权力”，网络舆论一度陷入脱管困境。而自2013年8月的网络治理开始，言论激进的意见领袖受到法律规制，微博“大V”群体的活跃度明显下降。同时，随着微信、直播等互联网新技术平台影响力的扩大，聚焦垂直领域的专业型“自媒体人”逐渐取代“大V”，网络影响力群体被不断更新换代的网络平台分流和消解。此外，少数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借助网络推波助澜，煽动网络民意，但随着政法机关的接连出击，让诸如律师浦志强案、记者高瑜泄密案、北京锋锐律所系列案件、台湾居民李明哲案等事实真相大白天下，有效遏制了此股网络敌对势力的发展。与此同时，《网络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奠定坚实基础。广大网民面对舆论纷争之时显得更为理性，在诸如毕福剑调侃毛主席、赵薇选用“台独”艺人等舆情事件中，自发谴责并自觉抵制不良舆论现象，这都是网络管理的成效。

☆不过，网络管理总体趋严的“双刃剑”作用也需引起关注，部分信息管制容易触发公众逆反情绪，成为放大危机的导火索，而一些网络规制措施的出台，也可能令社会民意下沉，不利于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