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警媒关系因为深圳娃娃鱼事件和白岩松电视节目而一度趋于紧张。

1月，深圳警界28人到酒楼吃娃娃鱼，南方都市报记者暗访后亮明身份，遭赴宴官员殴打。事后调查出该饭局是由个人买单，排除了公款吃喝的嫌疑，娃娃鱼也是养殖。深圳警方做出严厉处分，还明令禁止各单位以任何形式聚餐。此事在警界引发强烈不满，武汉市公安局一单位官方微博发布多张民警围坐吃地瓜、盒饭的照片，向媒体叫板。

6月，河北沧州肃宁县发生枪击案，造成群众2死3伤，公安干警2人牺牲、2人受伤。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白岩松称公安干警“死亡”（未用“牺牲”一词），描述犯罪嫌疑人时称“是什么原因让这个五十多岁的老汉端起了枪”。从新闻专业角度看，客观报道无过，却招致警界不满。特别是牺牲的肃宁公安局政委薛永清的妻子承受不住打击而坠楼身亡，引发巨大的悲情。警方执法长期遭遇媒体和网民的质疑，肃宁枪击案成为警方宣泄陈年积怨的导火线。

从1999年人民网开通大陆中文第一坛——人民论坛开始，在互联网上，传统的血缘、地缘、业缘被打破，网民在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中，看重的是精神认同，而非身份认同。但近年来职业群体在互联网上隐然聚集，遥相呼应，表达共同的诉求。

例如，在各地暴力伤医事件中，@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烧伤超人阿宝、@张强医生、@急救医生贾大成等大V和普通医护人员纷纷借助网络发声，呼吁保障行医尊严和安全。2014年2月，广东卫视一名主持人因不满护士在女友手部“连扎四针”而在微博上说“想拿刀砍人”，中国医师协会发出公开信，称其“应该下课”。该主持人不得不两度在微博向所有医务工作者和网友致歉，始获谅解。从重庆“打黑”李庄案到河北聂树斌案，律师群体经常在一些疑案中声气相求；在新快报记者陈永洲涉中联重科报道、南方都市报记者刘伟涉王林案报道，以及21世纪网涉新闻敲诈事件中，媒体人也集体表达了关切。

警察群体面对的是有强势话语权的两大群体：媒体和网民。一线警察经常有苦道不出。“以往的涉警舆情多以负面出现，绝大多时，警队只好以沉默是金为铁律，但是无论是因有害群之马还是为领导机关‘背黑锅’，民警内心的怨气却没有得到宣泄。终于，这次警队站在了‘正面’舆论阵地上，可以尽情地挥舞舆论大棒了，这些年存压的各种职业怨气也就有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宣泄口。”

职业群体的崛起，让网络舆论从少数能言善辩的人掌握话语权，还原为社会各阶层趋于均衡的利益表达。网络舆论越来越显示出分层的状态，在不少公共议题上，难以再泛泛而论舆论的整体反馈，更需要细分社会各阶层对公共议题的诉求和感受。10月交通运输部发布专车新规征求意见稿，既有多位学者联名发文，力挺专车，指责新规违背“互联网+”和共享经济；人民日报则提醒社会不能因为专车乘客和司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话语权较大而忽略“的哥”的利益，“对决策管理部门来说，不是谁声大就听谁的；对社会来说，尤其要尊重甚至主动‘打捞’那些沉没的声音。”

2015年对部分“死磕派律师”的惩处，以及全国律师工作会议提出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把律师的角色和作用提上了舆论议程。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曾经提出“法律人共同体”的理念，主张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错案上的重要作用，维护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 但某些“死磕派律师”无视庭审秩序，频频向公诉方和法官“发难”，打破了其与法检之间的平衡；以“行为艺术”夸大庭外冲突，以弱者身份博取舆论同情；利用微博、微信和境外媒体炒作案件，“挟舆论以令法院”。此类法外“死磕”行为理当惩治，然而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打压律师的依法辩护权。当前广义的法律人共同体（公检法、律师、媒体、网民、“意见领袖”）尚未形成。需要法律专业精神进场，让敬畏法律，尊重司法程序，服从法律的终审裁决，成为社会共识和底线。

利益相关各方，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打造“职业共同体”。下一步需要用制度和法治为利益诉求建立规则，在各方利益博弈中推动社会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