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概念在今天可谓家喻户晓，舆情监测、研判和应对，成为领导干部的必修课。《人民日报》从1946年起至今，“舆情”两字出现过1013次。其中，在1999年5月9日“中文第一坛”——人民网强国论坛开通前，“舆情”两字出现30次；其后出现了983次，约占97％。“舆情”与“网络”同时出现672次，与“互联网”同时出现363次。由此可见，在强国论坛揭开网络舆论兴盛的大幕后，“舆情”主要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呈现。

前互联网时代，党报上的“舆情”含义如何？

1946年11月30日，还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的《人民日报》转引苏联评论员叶夫根尼的话：国民党政府一手操控的国民大会“是不合乎中国民主舆情的”。因为当时国共谈判破裂，中共和民盟拒绝参加，缺乏广泛的民意代表性。

1947年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各界民众抗议美国大兵强奸北平女学生沈崇案，写道：“上海、杭州的舆情也沸腾了起来。”大学生筹备罢课示威，校舍中遍贴标语，人民团体发出宣言，著名学者作家慷慨陈词，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高涨。在舆论的压力下，美军法庭将强奸主犯皮尔逊判刑15年（送回美国后释放），帮凶普利查特判刑10个月。

显然，在新中国成立前，舆情是反映和动员人民大众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利器、是反对美国为蒋介石政权背书的道义砝码。

《人民日报》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后，1951年2月11日刊登文学史家游国恩教授的文章《白居易的思想和艺术》，提出诗的一大功用就是“了解舆情，帮助政教”。“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白居易希望恢复古代采诗制度，使统治者足不出户而知天下，而不至于“贫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这就把“舆情”与社会治理的改良联系起来，对统治者形成制约，可见白居易的见识是非常前卫的。

有趣的是，北京大学美学教授朱光潜，加入西北土地改革参观团，与乡村干？部和农民生活近一月，把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群众路线解读为通洽舆情。他在1951年3月27日《人民日报》的文章《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中写道：土地改革第一步工作就是发动群众，借诉苦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借扩大农会来团结群众的力量。到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就可以打倒恶霸地主的封建势力，进行征收、没收和分配。如果群众发动不够，只是由工作组干部包办代替，“不洽舆情”，没有养成群众的自治力与自卫力，工作组干部走开后，一切就要回到土地改革前的状况。

朱光潜教授也清醒地意识到，重视舆情不是做民粹的尾巴，土改如果完全交给农民来办，难免会发生乱打乱杀。面对斗争场合中群众情绪的激昂，必须有工作组干部坚稳地掌握住政策。

1979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电讯《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员会举行春节联欢会》，民革中央负责人刘斐深情地表示：由于人为的原因，我们骨肉分离已经30年了；台湾回归祖国，是“大陆同胞与台湾同胞的共同愿望，也是台湾各界人士的真正舆情”。刘斐呼呼蒋经国先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在《人民日报》老总编谭文瑞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胡乔木特意加了一句感性的语言：“如果我们还不尽快结束这种分裂局面，早日实现祖国的统一，我们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何以自解于子孙后代？”这是叶剑英、邓小平、廖承志等中共老一辈革命家，趁着从大陆赴台的一代人尚未退出历史舞台，希望借助民意压力，打开两岸关系的僵局。

党的十四大后，新闻宣传部门开始重视“舆情”，强调借舆情提升新闻宣传效果。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主张：“加强舆情调研”，宣传思想工作要“着眼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思想保证和良好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