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7年度网络思想状况形势总体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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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的一项极端重要工作在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和落实网络强国战略等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随着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党员干部“四个意识”显著增强，网络空间中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大力弘扬。这突出体现在：

其一，党的十九大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将改革进行到底》《辉煌中国》等七部大型专题片仅在央视新媒体的播放量就达到12亿次。在十九大召开以后，各类宣讲解读文章在网上广泛流传。这表明网上网下同心圆建设产生了明显的成效。

其二，网络正能量明显汇集，主流舆论不断壮大。“点赞中国！”“厉害了，我的国！”“为祖国疯狂打CALL！”等网络流行语得到广大网民的自觉广泛使用，表明爱党爱国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具有了深厚的民意基础。2017年8月，爱国主义商业电影《战狼2》引起网络热议，片中宣扬的主旋律得到绝大多数网民的好评，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大感召力。

其三，网民的是非意识增强，是非辨别能力提高。韩美联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事件、中国访美学者章莹颖失踪案分别发生于2月和6月，引起广大网民长达数月的集体性持续关注，这表明我国人民对于西方“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具有反思与质疑的意识。9月，“港独”宣传海报被撕行为得到国内网民一致赞赏。10月，英雄烈士名誉、见义勇为善举受到新修订施行的民法总则保护，通过法律途径维护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一重大举措也得到广大网民的普遍支持。网络上掀起了自觉捍卫革命先烈、英雄人物名誉等各项活动。

这一系列事件表明，爱国主义等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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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网络群众路线作为新时代群众路线的重要途径，要求领导干部善于运用网络了解民意、开展工作。2017年，在重大社会事件的处置与回应过程中，网络群众路线得到了有效落实。

11月，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大兴火灾事件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北京市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迅速展开调查并在网上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同时，有关部门在网下紧密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处理相关责任人，并进行专项整治工作，以防止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这一系列网上网下密切配合的主动举措，即使事件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同时也得到了网民的广泛认可，从而展现出党和政府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的优良工作作风。

除此之外，党媒政媒主动参与群众性网络公共讨论的意识和能力显著增强，使用网言网语进行信息传播，注重与网民的交流互动，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党媒官媒在互联网上的自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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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新的媒介形式层出不穷。尽管所有的新技术都源自已有技术的组合，但是网络空间的信息技术迭代升级速度空前，在分解已有形式的过程中不断重组崭新的媒介形式。由于数字流具有可互换性，这使得不同形式的媒介可以轻易变换形式，相互融合，产生变革。

事实上，我国社交网络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在微信、微博主导的网络舆论格局之外，以知乎、喜马拉雅、哔哩哔哩为代表的网络交流社区也在迅速发展，不断塑造出多元细分的思想市场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基于社交人际关系网络的思想交流平台，具有去中心化、自组织化的特征，网络上的个体作为一个个传播节点可以实现相互直接联系，进而形成一个个基于趣缘、多点互动的独立思想交流群体。这些小众化、耦合式的网络社区容易产生种种亚文化，一方面有助于促进社会的思想创新，另一方面也容易滋生疏离主流文化的倾向，从而具有鲜明的两面性。

此外，当前我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正在走向深度融合，知识付费发展迅速，这有助于促进少数意见领袖与众多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思想互动圈层，从而改变我国社会的思想舆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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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如，泸州青年坠楼事件被谣传为官二代欺压百姓，这些网络言论表明，目前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要表现为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突显出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群众认识问题与利益诉求。

除此之外，习五一、崔紫剑等正能量“意见领袖”遭到网络话语暴力、《软埋》等歪曲土改历史的文学作品受到网络个别热捧等极端现象表明，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也存在着个别社会问题意识形态化并激化为对抗性敌我矛盾的隐忧。网络舆论事实上已经成为反映我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状况的晴雨表。

二

网络思想未来发展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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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一矛盾在文化领域突出表现为，人民对于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有效供给不足之间存在着差距，从而给低俗庸俗媚俗文化产品留下了一定传播空间。

互联网作为广大人民群众获取文化消费资料、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一个主渠道，网络文化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权益。

作为国家文化建设的战略工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立足网络传播特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成为下一步工作的重要方面。除了内容创新以外，形式创新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要进一步使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网络语言来讲述深刻的道理。

2

互联网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呈现地，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经济社会转型期、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及传统媒体转型期，三期叠加对于人民群众的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

为了化解人民群众的社会焦虑心态，迫切需要将网络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特别强调，要发挥网络传播互动、体验、分享的优势，听民意、惠民生、解民忧，凝聚社会共识。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2017年，广大群众围绕着房价问题、读书回报率和财富分配等问题进行网络公共讨论。而《我是范雨素》一文网络热议则折射出网民对于底层群众的情感共鸣，这一系列网络舆论事件反映出部分民众面对社会转型期而产生的不安情绪、焦虑心态。

这些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现实关切往往成为网络公共讨论的焦点及舆论风险点，这就提出了要进一步强化网络综合治理，坚持以网络上暴露出来的民生问题为切入点，努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聚力、齐抓共管，共同防范社会风险，共同构筑同心圆的更高要求。

3

《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17》显示，互联网发展正从“人人互联”向“万物互联”转换。基于IPv6协议的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将相应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不断发展，使互联网的社会动员功能日益增强。网络不仅是一个社交媒体平台，更是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网络作为一种新动能，必然推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的发展变迁。2017年，在大量新兴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去中心化的网络交流社区日渐形成，大规模全网联动恶性事件少发，网络舆论生态总体上呈现出积极理性的良好态势。

当前，网络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势头强劲，未来基于分众化、分布式、协同性特征之区块链技术的网络社区将继续深入发展，这将为网络舆论生态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技术支撑。

同时，随着以BAT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网络信息技术走出国门，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社交网络平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将在国际社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同和践行。

三

多策并举促进网络思想状况进一步实现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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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这一伟大思想涵盖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指明了中国未来的前进方向。这一思想将成为今后中国社会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最大共识，从而使这一思想切实变成全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发挥最大的实践指导作用。

为了最大范围凝聚社会共识，就必须充分发挥网络在宣传和传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优势。这就要充分利用网络宣传的创新方式和手段，着力提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同时进一步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总结提炼好中国故事，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一致的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制定实施科学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考核评价制度，区别对待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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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仅具有技术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文化属性。虽然互联网自身是技术形式，但是在互联网的设计、建构和运营过程中，人文价值观念无不体现其中，因而互联网也是一个国家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

同时，在以互联网为基础形成的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也会提出具有自身价值观念的利益诉求。而互联网社会文化属性的突出表现就是意识形态性，体现为网络社会思潮、网络舆论、网络艺术等多种形态，具有广泛渗透、交互回应等多面特性。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认为，大众传媒在现实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互联网通过技术赋权，将政府、社会组织、人民群众都集中在一个平台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互联网公共领域进行广泛频繁的互动，正在使政治文化、大众文化相互改造、相互融合，从而对中国社会文化形态形成变革性影响。

对于互联网的社会文化属性，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新技术新应用安全评估管理规定》的要求，对于具有新闻舆论属性或社会动员能力的互联网媒介技术进行安全评估，积极依靠网络信息技术的创新驱动，打造网络思想舆论向上向善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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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事业要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网民是人民的一部分，网络是民意表达的窗口，因而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需要推进网络社会的协同治理，为人民群众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当前，网络新媒体的不断涌现，加速了网络社会化与社会网络化的双向进程，这就要求我们把互联网纳入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框架之中。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进一步建设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实现网上引导工作与网下实际工作的相互配合，进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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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进行伟大斗争始终是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对于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把握和自觉担当。他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其是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他多次强调，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因此，我们要坚决争取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切实把互联网这个影响国家安全的最大变量转化为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正能量。为此，我们需要根据矛盾分析方法，科学区分不同性质意识形态斗争，在分类应对的过程中促进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普通群众由于认识方法的差异、具体利益的差别引起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通过思想引导、利益调整等群众路线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要类型。

个别敌对势力由于根本立场分歧而进行的、以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为目标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属于敌我矛盾，需要采取法律手段给予严肃查处。

这两类矛盾、三种意识形态斗争类型，必须加以严格清晰的划分，进而相应采取科学的处理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秉持的基本方针是，斗争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干部群众，凝聚人心。在事关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虚假论，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最大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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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一些西方国家倡导的网络自由理念，中国更加强调网络主权思想，突出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这是对于西方国家网络霸权主义的有力应对，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热情拥护。

维护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网络空间主权，并不意味着封闭隔阂，而是要求进一步促进国际网络空间的互联互通、共享共治。自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尊重网络主权、维护和平安全、促进开放合作、构建良好秩序的全球互联网治理“四项原则”，和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的“五点主张”，中国始终致力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本文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项目编号：2016MZD012］与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7KDB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网络文明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红旗文稿》

作者：李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