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代码换外汇”的年代，大部分软件创业者都在算同一笔账：客户在哪，钱就在哪。

项目制、外包单、高校背景、外资订单，这些词几乎写满了那一代软件企业的出身履历。

做大，难；做强，更难。想自己定义产品，几乎没人敢想。

凡事总有例外，在合肥，一个名叫董永东的年轻人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不想总给别人写程序，要拥有自己独立的系统。

这才有了后来的，属于科大国创的故事。

科大国创总部大楼外景。

独立自主的选择

家里无线网突然断了，你会怎么办？

以往，我们需要拨打客服电话，耐心等待接线员，接线员派单，再层层转接，然后等待技术工人上门维修。整套流程走完，最快也得一两天时间。

现在不同了，你可能只需要对着手机来一句语音：“家里上不了网，怎么办？”手机里的装维助手就会立刻响应：自动排查后台是否异常，判断是否需要远程重启，甚至可以直接一键操作，并同步生成处理记录。

这个装维助手的背后，正是科大国创2025年推出的“双擎”产品体系：AIGCLogic 与 iBOSS。前者是AI能力的动力引擎，后者是运营场景的智能底盘。两者协同，让AI不止于对话，更逐步具备理解问题、作出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双擎”产品体系背靠科大国创的两项核心技术：高可信软件技术与知识计算技术。这两项核心技术分别出自科大国创与中国科大共建的高可信软件工程中心与知识计算智能实验室。多年来，双方已在关键底层技术上形成稳定的产学研融合机制。

科大国创荣获2025年“数据要素×”大赛安徽分赛金奖。

那两项核心技术，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

高可信软件技术是支撑金融、航天、能源等关键行业系统的“底座中的底座”，它解决的是系统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依然能安全、可靠运行。

“传统软件测试如同抽样检查，无法穷尽所有输入场景，因此在关键时刻仍存在失效或遭攻击的隐患。”董永东说，高可信软件技术采用形式化验证，用数学证明来检验代码，将出错概率降到理论最低，让关键系统真正经得起生死考验。

知识计算技术主要是双擎系统的技术底座。随着大模型广泛应用，一个现实矛盾变得愈发突出：通用模型什么都懂一点，却难以理解具体行业的流程与规则。董永东表示，“在电信、能源、交通等领域，大模型真正的挑战并不是言语理解，而是业务理解，知识计算就是将行业经验、业务规则、流程逻辑、数据关系和专家判断，转化为可建模、可推理、可调用、可验证的结构化知识体系，让 AI 能够理解业务、分析问题、生成判断和辅助决策的过程。

不论是“双擎”产品体系，还是高可信软件技术、知识计算技术，都展示出一家软件企业的“高精尖”导向。当然，也不会有人将这些佶屈聱牙的专业词汇与一家技术外包公司联系起来。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二十多年前，科大国创的起点，就是一家外包公司。

2000年，“科大恒星”成立。这家公司源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团队与日本恒星、日本软银公司的合作，本质上是一家典型的外包企业，主要依赖日方订单生存。

当时国内软件产业尚未真正崛起，写代码、接外包，是多数高校背景技术人员最现实、也是最安全的选择。

2001年，董永东出任科大恒星总经理。甫一上任，他就烧起了“第一把火”：“要做就做中国自己的软件产品，干产品加服务。”

在董永东看来，单纯写代码、做外包，永远无法形成真正的技术壁垒。

正是在这一判断下，科大国创的第一次转型悄然发生——从外包转向自主研发。

科大国创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建高可信软件工程中心。

自我重构的艰难

现实比理想更残酷。自主研发的道路注定是荆棘丛生，只不过，科大恒星走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症结在于复杂的股权结构。

从外包转向自主研发，这是一个重大战略。正是这个重大战略，让科大恒星陷入了一个重大分歧。

“大股东倾向于减少风险投资，做订单模式简单、见效快、风险小的业务。”董永东回忆，“我们想投入做研发、做产品、做平台，这些都需要烧钱，还会承担巨大风险。”

此时，日本恒星、软银仍持有公司60%以上股份，拥有公司决策权。尽管董永东团队早已建立起内部持股机制，但在重大战略选择上仍然处于被动地位。

矛盾很快蔓延到科大恒星的另一项计划：上市。

2008年，科大恒星因外资控股难以在A股发行，只能将上市目标转向香港。然而，港股计划推进过程中遇到金融危机，市盈率严重缩水，估值降低。董永东和公司团队果断叫停了上市进程。

上市搁浅让公司陷入困顿，也让一个更深层次的战略问题浮出水面——企业控制权不在自己手上，所有的长期打算都无法执行。

于是他和公司团队做出决定：回购日本股东全部股份。

此后三年，他们与日方股东反复博弈，一边推进谈判，一边在资金端想尽一切办法。“为了自主权，砸锅卖铁都要上。最高峰时，公司团队背负的现金借款上亿元。”董永东回忆说。

他还记得当时找到浙江一家知名企业，希望以借款而非股权融资的方式解决关键资金缺口。谈判桌上，他直接摆出公司的业务结构、客户基础、现金流状况以及未来三到五年的发展路径。

最终，对方董事长当场拍板：“别说了，我借给你。”

一纸承诺下，资金迅速到账。董永东从日本股东手中完成了关键股权回购，管理层收购由此迈过最艰难的一道坎。

次年，科大恒星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将原名“安徽科大恒星电子商务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这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变更，更是公司走上自主研发、自主战略的新道路。

从2009年起启动股权收购，到2011年实际控制权完成，再到2013年正式启动IPO材料报送、2015年过会，2016年挂牌创业板，整整七年。这场历时七年的攻坚战，是科大国创最艰难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是科大国创的第二次转型。在最艰难的阶段，科大国创完成了一次以自主权为目标的自我重构。

科大国创企业展厅。

敢打硬仗的底气

自我重构之后的科大国创，在软件创新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在运营商领域，科大国创打造的“双擎”体系已不仅停留于提升客服效率。

以合燃华润项目为例，过去燃气安全质检依赖人工检查现场照片，费时费力，准确率还不高，如今可利用燃气AI质检模型对燃气软管风险、燃气管网设备、安全文明施工等16个场景进行高效的全量质检，准确率达90%以上。

“在电力、燃气、政务热线这些应用场景里，我们不只是做个语音助手，而是在帮助系统提升决策能力。”科大国创运营商BG解决方案中心副总经理岳宇说，这套体系已落地至安徽交通热线、云南市长热线等多个公共服务系统。

科大国创参加西班牙巴塞罗那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长期以来，科大国创作为一家深度嵌入行业运行体系的底座型软件企业，支撑着电信、电力、交通等关键行业的业务中枢。

然而，传统软件有一个天然的局限：它可以被不断优化，却无法主动学习与演化。在面对当下越来越复杂的业务场景时，仅靠规则驱动，软件将难以适配，最终可能被智能系统边缘化。

正是在这一判断下，科大国创开启了向AI+产业赛道的转型。

“人工智能本质上仍是通过软件和算法实现，是软件技术在不断演进后的自然形态。”董永东表示，科大国创进入 AI赛道并不是一种选择，而是长期主义技术路线上的必然步骤。

在完成 AI嵌入之后，一个新的现实问题浮出水面：AI的算力和复杂度需求正在快速逼近传统计算架构的极限。

当模型规模越来越大、业务场景越来越复杂时，传统算力在处理诸如大规模组合优化、细粒度实时预测、超大网络联动仿真等任务时会出现明显瓶颈。

例如，在能源领域，电力负荷预测与调度需要实时评估数百万节点的运行状态，以保证供需平衡和系统安全。传统计算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去覆盖更多模拟状态；在交通仿真与智能调度中，需要在瞬息万变的路况下快速搜索最优策略，单靠传统算法与算力往往难以在可接受时间内完成。

科大国创“长三角数据场”成为首批完成全国互联互通验证的40+个数据基础设施节点之一。

面对这些难题，科大国创提出了AI+量子的技术方向。

目前，科大国创已参股国仪量子、九章量子等量子企业，接下来其将专注于量子计算应用和量子软件。

“我们所做的不只是AI+产业，更是未来十年数字中国的基础能力。”董永东说，“合肥的科创气质，是认真的、不浮躁的。我们能走到今天，是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敢打硬仗的底气，也给了我们打持久战的空间。”

技术浪潮，滚滚向前。

这是科大国创给出的解法：技术当道，自立为王。

访谈实录

对话科大国创董事长董永东——

在关键节点做相对正确的判断

记者：据说“不做外包”是科大国创的底线，当年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判断？

董永东：这在科大国创发展早期就形成的共识。外包的本质是别人定义产品和需求，你负责实现。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不容易打造软件企业的“护城河”，更局限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们那一代做软件的人，其实很清楚外包的“舒适区”：现金流稳定、风险低、见效快。但问题在于，你永远处在产业链的末端。你不掌握行业逻辑，也不掌握产品话语权。

科大国创真正下定决心转向行业软件，是因为我们意识到只有深入一个行业，理解它的业务流程、管理逻辑和技术难点，才能形成不可替代性。你可能走得慢，但一旦站稳，就很难被替代。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把目标放在“产品+服务”上，而不是“项目交付”。这条路很难，但如果不走，企业的边界是被别人锁死的。

记者：在公司早期，您把重点放在电信和电力两个行业，这个选择当时极具挑战，为何还做出这样的选择？

董永东：

这个选择其实是基于对“技术驱动型行业”的判断。电信和电力这两个行业对系统稳定性、复杂度和安全性要求极高，是真正靠技术吃饭的行业。如果你的技术不过关，是进不了门的。

我们当时判断，如果能在这两个行业站住脚，就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做复杂行业系统的能力。这对企业长期发展非常关键。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后来我们的核心客户，基本都来自这些对技术要求最严苛的行业。

记者：您接手公司管理后，提出“三年做到一个亿”的目标，听说在公司内部引起了不小争议。当时为什么敢这么定？

董永东：

我接手的时候，公司年收入只有一千多万。我之所以敢定这个目标，不是在说大话，而是因为我对行业软件这条路径有判断。

行业软件有一个特点：一旦产品成熟、客户信任建立，增长是有复利效应的。但前提是，你必须先熬过最难的阶段。

我当时非常清楚，如果三年内做不起来，企业基本就没有未来。所以这个目标既是增长目标，也是“生死线”。事实证明，我们每一年都在兑现承诺，三年完成目标，说明战略方向是正确的。

记者：为了推动公司上市，您个人主导完成了MBO（管理层收购）并承担了极大的财务风险。这一决定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董永东：公司当时的股权结构决定了一个现实问题：如果不做MBO，就难以进入国内资本市场。对一家长期要做行业软件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选择。

那几年，我个人背了将近亿元的债务，全部是真金白银。这是我基于对企业能力判断后的选择。我很清楚，我们的客户结构、技术能力和行业地位已经形成，只要战略不变，企业是能走出来的。MBO本质上不是冒险，而是把企业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和团队手中。

记者：在人工智能和数据智能成为热点的当下，科大国创如何定位自己的下一阶段？

董永东：我们不是追风口的公司，而是沿着“网络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这条路径一步一步走。现在大家谈人工智能，其实底层仍然离不开三个核心要素：算力、算法、数据。中国的优势在于数据，但数据只有在行业中被理解、被使用，才能变成真正的生产力。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数据智能，推动行业系统的深度数字化。

所以我们这些年做的，不只是软件项目，而是平台演进：从数据平台到数据空间，再到数据智能，最后走向智能系统。

同时，我们也在关注量子技术的应用前景。对我们来说，所有新技术的前提只有一个：是否能与行业需求结合，是否能形成长期价值。

记者：回看科大国创的发展路径，您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董永东：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深耕行业、自主研发、长期投入，这些选择在短期内都不讨好，但它们决定了企业的上限。企业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不断试错、修正、再前进的过程。科大国创能走到今天，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在关键节点上做了相对正确的判断，并且愿意为这些判断承担代价。

企业小传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源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国内领先的“AI+量子”高科技上市企业。

企业长期深耕数据智能与高可信软件领域，拥有数千人的高水平研发团队，参与多个国家重点专项与标准制定工作，是国内少数同时具备人工智能平台研发能力、高可信软件分析验证能力和量子计算应用探索能力的企业之一。

早期，科大国创聚焦电信、电力等技术驱动型行业的信息化建设，逐步形成面向国家通信、能源、交通、政务等国民经济重点行业的“产品+服务”能力体系。近年来，企业加快向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转型，构建了高质量数据集、“科创星云”大模型、Agent开发平台、高可信分析验证等核心技术能力，并在AI模型、智能体平台、FDE团队打造、行业应用工具等方向持续落地。

在量子科技领域，科大国创充分发挥懂业务的优势，布局量子云平台、量子计算应用算法等方向，推动量子技术与行业应用场景结合。同时，企业还在智能汽车与储能领域拓展AI+新能源产品，形成以BMS、BEMS、智能控制器等为代表的软硬一体化产品体系。

从行业软件到人工智能，从高可信验证到量子计算应用，科大国创正在围绕“AI+量子”持续拓展技术边界，成为数据要素研发和应用的国家队、“AI+”与高可信软件的领先者、量子计算应用的创新者。

合肥日报-合新闻

文字：卞怡菲

图片：企业供图

编辑：吴弘

出品：合报特稿融媒体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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