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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更加鲜明地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明确强调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并在“始于毛、成于邓、发展于江、胡”的基础上，在新的实践中继续探索，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进一步吸引了国际社会的热议，生发出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评述和解析。本课题主要通过舆情抓取收集的调研方式，分门别类为“认同：肯定、赞扬”，“困惑：偏见、误解”，“否定：歪曲、丑化”进行综合，由此提出全盘掌握国际舆情现状，积极提炼当前国际舆情特征、内涵；保持大国定力，夯实国内基础；建构中国话语，发挥智库作用；做好对外宣传，突出独特元素；确立大外宣格局，强化“走出去”协同等对策建议。
正如十八大报告所写：“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接力棒传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手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果，展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和非凡的优势。这就进一步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事实上，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1982年经邓小平提出，一直就是国际社会眼里的聚焦点和国际舆论中的热门话题，不论是“北京共识”、“中国道路”的名称，还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提法，载体和指向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关的学术论文、调查研究报告、专著、演讲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而囿于不同立场、心态、意图、文化、学科，限于不同视角、纬度、方法、范式、参照，表现为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解析和评述。
一、国际舆论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认同：肯定、赞扬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多认同的代表性学者,他对比分析了多党制和一党制的优劣后认为，“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是一种政策更替,那么中国的政治体系,则更多是一种政策更迭……在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可以将变革政策的责任相互推诿；而在中国，执政党的这种责任，则是无法逃避的。从20世纪的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中国已经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政策变革。面对不同的局势，以合理的政策变迁加以回应，如果无视执政党的这一巨大能力，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在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大木一训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是吸收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优点的新体制，是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前主任莫汉蒂教授认为：“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摸索出来的。这种政治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绝不会走上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英国FT中文网以“西方应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发文：就西方而言，我们要说的是，社会主义不是洪水猛兽，资本主义也不是万能良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应对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举国体制下的灵活性手段令西方资本主义大跌眼镜。会让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重新审视姓资姓社并不重要。也许，特色、可变，是万全的金钥匙。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相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他的理由包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经历50年；仍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作用十分强大；考虑了本国特殊国情，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深刻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雷默眼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是世界历史上有别于西方的一条大国崛起之路，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夏天连续刊登题为《为什么中国不会崩溃？》、《美国存在缺陷的民主制度可以从中国的一党制中学些什么？》的文章，比较了中国的“精英领导制度”与“西方民主选举制度”的优劣，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过去没有崩溃，现在也不会，而且西方应该向其学习。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载文认为，“中国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西式社会历史经验之外”，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成功与崛起，为它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巨大参考。澳大利亚《广告报》就有文章称，“中国模式让迷恋高增长、稳定、生活水平提高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心驰神往。”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从委内瑞拉到越南，中国模式的吸引力随处可见。”美国著名思想家F·福山在其主编的《出乎意料》一书中预测了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有一项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
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尽管以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为主，但也不乏欧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因为他们尊重客观事实，心态健康，立场公正，学术思想严谨。值得一提的是FT中文网经常唱衰中国，F·福山虽对美国分权制度有诟病，但更多对西方民主制度怀抱幻想，然而并不妨碍他们的一部分观点有可取之处。
2．困惑：偏见、误解
美国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是少数将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性质明确联系在一起的学者，但他却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一个“后社会主义”的标签，“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后社会主义的，一方面因为中国虽然断言它具有社会主义的前途，但已不再从固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动力；另一方面因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结构，仍然可供中国选择，只要形势需要中国就可能再回到社会主义”。
美国华裔教授郭苏建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说”，他指出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既坚持公有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又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同时坚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确保了市场经济能够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服务……这种模式可以使国家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各自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国学者罗兰·列夫等与他的观点相类似，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混合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
德国托马斯·海贝勒的研究得出一个“政治实用主义”结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适应”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意识形态逐渐为实用主义所取代……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他罗列了从1956年至2002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一系列变化，以此支持自己的理论。
美国中国研究专家麦智滔有中式资本主义说，它融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等多种因素，“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更多地依靠非正式的商业关系网，而不是法规和透明度。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另一个明显特点是国家在资本创造和积累过程中扮演的主导角色，体现在中国经济运行、乃至社会生活对政府的高度依赖和对市场力量缺乏信任等方面。
纽约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甩出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帽子，他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集权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控制了全球大量的自然资源，中国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甚至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中国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发了一组“国家资本主义”的专栏文章，认为中国、俄罗斯、新加坡、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危害，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应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自己的“第三条”道路，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中国可能提供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将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众说纷纭，不一而足，美国学者李侃如甚至指出，中国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其结果依然很不清楚，以致无法进行有把握的预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仍然没有踏入一条可预测的发展道路”。由于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国家国情不同，在文化、历史、价值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加上“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国外舆论主体不免“盲人摸象”，难以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概念，导致出现各种偏见、误解与困惑。
3．否定：歪曲、丑化
歪曲、丑化一类数量占很小比例，但负面影响巨大。究其原因，还不是“戴着有色眼镜”这么简单。他们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层次原因是，即使中国经济强大了，仍将不会走西方式的民主化道路，反而可能树起一面反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挑战所谓国际秩序的大旗，带动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形成威胁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所以不惜放大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安全事故与腐败现象等前进中的问题，混淆视听，并别有用心地不断炮制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等，“妖魔化”中国。
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认知度的对策建议
1、全盘掌握国际舆情现状，提炼当前国际舆情的特征与内涵
本课题调研主要通过纸制舆情和网络舆情的收集、抓取以及相关的国内学术论文与研究者发表的文章，过程中发现，我们对国际舆论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关材料收集并不充分，表现为国内学术论文与研究者发表的文章引用的舆情资料较多雷同，并局限于少数著名的专家学者，范围相对狭窄，特别是对十八大以来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新成果的舆情资料收集严重不足，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大大推进及引起的国际社会热烈反响不相符合；另一方面，我们对舆情资料的分析研判更不充分，流于简单肤浅、点到为止，特别是对舆情资料的内涵以及背后、潜藏的原因、心态、动机和立场发掘、揭示欠缺。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国际舆情中呈现出的纷繁复杂局面，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调动广泛资源和力量，加强对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舆情的收集、抓取，进而分析、研判，去除糟粕，汲取精华，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执行，为我们理论层面的丰富完善、实践层面的探索突破，为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认可、困惑、否定三个群体的工作，更好更快地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认名度奠定坚实基础、创造有益条件。
2、保持大国定力，夯实国内基础
分析研判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舆情演变和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发展，国际社会的评述与解析就越正面。这就充分表明保持大国战略“定力”和“三个自信”的正确和重要性。邓小平在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三步走”目标后曾说过“只有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说是真正搞了社会主义，才好谈社会主义优越性”，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提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襟怀坦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话，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做好自己的事,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中重点解决诸如官员腐败、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收入差距拉大等饱受国际舆论诟病的问题。保持大国定力、夯实国内基础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认知度的前提和保障！
保持大国定力、夯实国内基础也有个“关键的少数”问题，此次中央党校“战略思维与领导力”专题班学习的一个切身体会，就是党员领导干部要首先自己要搞懂吃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且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这样才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发挥火车头的引领作用！
3、建构中国话语，发挥智库作用
在课题调研中还发现，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舆情少见引用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33年来，特别是近几年，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下，我们自己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硕果丰硕，拥有海量的专著、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并且更加准确和权威，这一点从此次中央党校专题班“经典理论”单元的学习可见一斑。
尽管此中原因更多为国外研究者的排斥、戒心、顾虑、轻慢，但我们也应反思自身的问题。比如，中国话语体系的创新问题，我们得承认，不论是我们自己的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话语在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唱响中国声音方面都不尽如人意。由于一部分理论工作者沉缅于象牙塔中，追逐纯粹抽象的学术而忽视对现实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甚至远离现实与政治以示清高，有的理论工作者尽管关注现实，又未把握好与政治的间距，往往停留在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简单阐释，不够深刻性更缺乏前瞻性。总体上看，当前话语体系呈现较浓郁的意识形态色彩、较枯燥的文件政策语言范式、较空洞的宣传教育形态，其内容与传播形式对国内读者听众都难以产生吸引力与感召力，惶论别国的读者听众了。我们现在迫切需要找到一套适合、有效的话语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规律、优势进行归纳、概括、提炼和表述，使之无论是对内的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思潮整合、意识形态管控，还是对外有效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回应一直对来针对中国发展的各种困惑、质疑与否定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构建中国话语是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认知度的关键，这方面智库应该也必须大有作为。一直以来，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在全世界极力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发展理念，这也是许多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知出现偏差、误解甚至歪曲、丑化的重要原因。我们的智库要登高望远，从世界发展的大格局与时代进步的大潮流中去认识、把握与引领，以主动、平等、自信的心态走出去、引进来，加强对话交流，充分借鉴国外研究者的有益成果，有理有据地解疑析惑，牢牢掌握话语权，占领制高点，确实营造一个良好、于我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4、做好对外宣传，突出独特元素
对外宣传是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认知度的主力军，长期以来，他们积极应对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不利局面，不断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做出了艰苦卓绝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举世公认的成绩，但是相对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的期望，仍有较大提高空间。习近平不止一次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围新表述”，并在每次外事活动中身体力行。今年7月1日他又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成立30周年作出言简意丰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为对外宣传工作指明了方向——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宣介中国发展变化是核心内容；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根本要求；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是重要手段；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是最终目的。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层面的丰富完善和实践层面的不断突破，“特色”日趋明确，优势更加突显，如作为现代化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策略的渐进可控、作为现代化目标的治理模式，等等，对外宣传要不失时机地突出这些独特元素。当前需要重点对外讲清楚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唯一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是中国人民自己奋力开创的，不是舶来品；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模式，不是任何其他性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模式，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是为中国量身打造的发展模式，不谋求对外“出口”；是和平崛起的模式，不会走国强必霸的发展之路；是一个发展中的新生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是持续借鉴他发展模式的，不是不可移易的封闭模式；是依然存在问题和艰巨挑战的，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模式。
5、确立大外宣格局，强化“走出去”协同
整合涉外的外交，外宣，对外文化、经贸以及对外情报，形成合力，以更好地发挥效能，树立正确的国家形象，创造有益于我们的国际舆论环境，这被称为“大外宣格局”。我们的大外宣格局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提出，但一直以来更多停留在规划与要求上，落实不力，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战的局面。以经济为例，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稳居世界第二，但是迄今为止，中国的海外企业仍然更多“单兵突进”与“孤军奋战”，所以在与西方跨国资本进行技术、资源、人才等全方位的竞争中，总是处于被西方舆论攻击的被动状态。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推广，特别强调要以美国企业为中心向世界推广美国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这是美国安全战略的灵魂与核心。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融入国际社会，大外宣格局的内涵与外延都有进一步的扩展，如中国已有上万家海外投资企业、几十万留学生和近百万从事劳务和工程的产业工人，加上数以亿计的出境游客和品种繁多的中国制造产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载体已不同于传统的“五子登科”，而对外传播也不再限于过去的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必须增加维护国家利益和进行舆论斗争两大部分。所以我们的涉外主管部门和相关机构、行业迫切需要创新管理体制机制，调动一切具有传播元素和效果的资源、手段、渠道，采取整合营销模式，推出全面解决方案，同时适应新形势下中国“走出去”的新要求，强化战略思维，组建规格更高的国家层面的领导小组，强化互联互动互促互进，齐心协力，以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课题执笔：李富根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主任
课题成员：王满平 河北省国家税务局局长
彭 毅 太平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卓 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